凤凰对话勒克莱齐奥 法国知识分子变了

凤凰文化   作者：徐鹏远

10月17日到19日，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接受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邀请到北京出席文学交流活动，期间分别与中国作家余华、莫言会面，并发表了“相遇中国文学”的主题演讲。

在紧密的行程中，凤凰文化争取到勒克莱齐奥先生的一点时间，与他进行了关于2015年诺奖、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以及先锋写作转向等问题的探讨。这些话题都没有在勒克莱齐奥此次北京之行中谈到，因此作为补充有助于读者了解到一个更全面的勒克莱齐奥，也能通过他思考更多更深入的问题。


以下为对话实录，本采访由勒克莱齐奥中文译者之一、南京大学教授许钧担任全程翻译：

凤凰文化：勒克莱齐奥先生您好，您早期创作被归为法国新寓言派，风格先锋，但您一直不认同这种归类，而且中年之后风格也向传统回归。中国在八十年代也有一批先锋作家，九十年代以后纷纷发生了相似的转向，比如即将和您进行对谈的余华。我请知道，您本人为什么转向？怎么看待这转向？对余华的转向了不了解，如果不了解的话是不是打算问问他？

勒克莱齐奥：1960年代我写作的时候，是法国新小说升起的时候。为什么新小说会出现呢？因为当时一批人感觉到小说已经陷入了一种自我欣赏、比较封闭的状态之中。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也想冲破这种自我观赏的镜子，所以采取了一些比较强烈的手法，而且也在小说中引进一种外部的事物。等这种表达达到了一种效果之后，我还有自己的追求，而且心里安宁更一些了。

凤凰文化：其实您来过中国很多次，尤其近两年应该说比较频繁。但是我想2008年的诺奖对于您来讲应该是一个分界线，您自己在中国所受到的接待或者感受到的读者热情度，可能在诺奖前后有一个明显差别。您也即将和莫言同台，莫言作为中国的诺奖作家，可以说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对他的这种追捧热潮还没有过去。我不知道2008年您拿了诺奖之后，在您的祖国法国对这个奖是什么态度？在西方对于诺奖有没有像中国这样的一个饥渴症，或者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崇拜症？

勒克莱齐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获得诺贝尔奖，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也很高兴能跟东方的一些作家，比如莫言、泰戈尔，一起获得这份殊荣。对我来说，这实际上是对我工作的一个承认，对我写作的一个承认。这是对我个人来说，我非常感激，这是我的一份感情，而且也引以为自豪。

但是获诺贝尔奖之后，可能会引起两种变化，就是邀请多了，邀请会有两类，这两类非常明显的不同。面对比如许钧先生的邀请，这类邀请的指向是非常明确的，因为都是老朋友，他是邀请我到中国来教书，是跟中国的学生相遇、交流，而且通过这样的一种交流，我有机会去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一步一步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对这一类的这种邀请，我是接受的。但是还有一类的邀请，比如说总统要请你吃饭，比如说总理、大使，这个我是非常明确地全都拒绝，我认为这些都是尘土。我愿意把我的精力用来接受第一类的邀请，这个就是我的态度。

凤凰文化：今年的诺奖给了白俄罗斯女作家，她是记者出身，进行了很多访谈，记录了像切尔诺贝利、阿富汗战争等等这些政治性的悲剧性的灾难，包括其中小人物的经历和痛苦。而且就在获奖之后的采访和发布会，她还直言批评俄罗斯等政治问题。勒克莱齐奥先生虽然在您的文学作品当中也是写小人物，也写战争，但是您很少进行公共发言，甚至说过“萨特和加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想问的是，世界范围内还存在很多问题，一些萨特和加缪当年面对的问题也依然没有解决，他们的时代真的过去了吗？我们都知道法国知识分子在整个欧洲知识分子传统中是公共性是最强的，您是否在有意识地逃离这种传统，还是内心有所恐惧或者是对这种公共性本身怀有质疑还是什么原因？

勒克莱齐奥：这个问题还是很有意思的。我认为萨特跟加缪的时代过去了，是指法国知识分子实际上跟以前已经不太一样了，法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现在没有什么人去提“我”，这种宣言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这些年来大家知道无论在法国还是美国还是英国，电视起到很大很大的作用，现在因为因特网，情况已经不太一样了。所谓的公共空间，最重要的是在电视上的一种出现，通过这么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维持。实际上电视上这些人物，很多的人发出的信息或者讲话，我是不太赞同的。好像他们对什么都明白，对什么都可以发表主见，好像谁讲得多谁就有道理，谁讲得响谁就有道理，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我有意跟这种媒体公共空间拉开距离，我认为这样的思考、说出的话可能更珍贵，就像家庭里往往最后一个人说的话可能还有点道理，而不是那个天天在说的。

对我来说，如果说一但有需要，我并不拒绝，只是方式不同，别人是上台去说、到街上去说，比如萨特去卖报纸给大学生，而我是另外的表达方式。因为我的性格也是很害羞的，我不愿当很多人去说。

但我还是在很多场合一直是行动的，比如刚才讲到切尔诺贝利的问题。切尔诺贝利当时有一个俄罗斯物理学家录了一段东西，比如爆炸泄露之后，士兵只穿了一个塑料的衣服，没有特别好的装备，就是用沙土填埋，最后当然这个人就死掉了，这就是一段悲剧。这个视频在法国是不让放的。为什么法国不让放？因为法国要发展核电。法国核电一个最重要的主管阿塔利（音）先生，他有一次就非常明确地提出应该把这样的执行项目能够公开。像这样的情况主要是为了避免以后悲剧的发生，类似这样的情况，我只是有我不同的方式，我在思考，我在表达，我也在行动。

凤凰文化：您说到对于媒体公共空间的警惕，我不知道这是和您对于整个现代文明的反思有关，还有是和您这么多年远离法国知识群体圈的居住有关。因为法国知识分子对于这种现代媒介提供的平台并不排斥，比如从前在电视上可以看到思想家福柯在辩论，后来我们很多的关于时尚种种话题的评论都是鲍德里亚在报纸杂志上的文章，然后现在我们出了什么事，除了去看看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怎么说，还会去关注朗西埃说了什么。法国知识分子不排斥现代媒介，反而他们在充分利用，但同时他们的内核其实保持得是非常严肃的。

勒克莱齐奥：这就是两个不同的声音，如果那是他们真正的声音，只要发自内心，我肯定是赞同的。但我有我自己发声的方式，这就是世界。就像李白的那句诗，为什么独在这青山中，我不回答我只微笑。

凤凰文化：我还想解决一个疑问，在您以往的采访当中，我发现一个“矛盾”的说法。一方面您说自己很讨厌卢梭，另一方面您也说自己是一位可怜的卢梭主义者。

勒克莱齐奥：事实上并不矛盾，因为卢梭就是一个矛盾的人。卢梭作为一个人，我不欣赏他，因为卢梭有很多撒谎的地方。但就是这么一个撒谎的人，他给法国哲学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参照，法国哲学是以理为主的，但是在卢梭的哲学当中他又带来了一个情的层面，那就是诚实。这一点大家就可以看到，卢梭本身就是一种矛盾，所以说我不喜欢这个人，但我又是个卢梭主义者，因为我要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