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演莫里哀是很现代的事”

　　东方早报   记者：潘妤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自去年邀请了俄罗斯导演联手创作了契诃夫经典话剧《万尼亚舅舅》大获好评之后，今年将推出“经典戏剧·上话重绎”系列第二部作品。正值中法建交50周年，上话特邀了法国导演文森特·考林执导并担当舞美设计，共同推出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经典喜剧《太太学堂》。全剧的演员阵容都来自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包括周野芒、张琦、龚晓、许圣楠等。而幕后班底由中法两国艺术家共同组成。该剧将于9月16日起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剧院上演。8月31日，文森特·考林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举办了题为“如何在今天的中国上演莫里哀作品”讲座，讲述如何跨国界进行戏剧合作，以及在经典的戏剧中能够看到什么。讲座后，考林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

　　文森特·考林曾经是法国赛尔齐-蓬多瓦兹国立剧院院长，2003年成立了自己的剧团“文森特·考林剧团”，常驻巴黎夜祷剧院演出。他曾经和世界各国的剧团合作，而对于自己和中国的第一次合作，这位法国导演坦言，“两国之间的戏剧工作方法有非常多的不同。”在第一次来上海挑选演员时，这位导演甚至一度没有找到他心目中理想的阵容。但他也表示，作为戏剧导演，他尤其偏爱两种文化间的合作项目，哪怕这两种文化表面上看似乎相差很远。在他看来，戏剧是跨越语言和习俗障碍的绝佳对话形式。

　　莫里哀是法国最伟大的戏剧家，也是法国文化的符号。但文森特表示，在法国，除了莫里哀所创建的法兰西喜剧院至今仍然忠实按照传统的演剧方式表现17世纪的莫里哀喜剧，几乎所有的戏剧人都希望排出属于自己风格的莫里哀。

　　《太太学堂》可能是中国观众最熟悉的莫里哀作品，这也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选择这部作品作为中法合作项目的原因之一。全剧讲述了巴黎城里富有的阿诺夫是个夫权主义者，为了培养一个百依百顺的妻子，他将一个四岁的小女孩阿涅丝送进修道院培养。十三年后，阿涅丝被接出修道院，终于变成了一个符合阿诺夫标准的姑娘—漂亮、寡言、温顺，单纯，就像是一只沉默的羔羊。某天，阿涅丝偶然间与社会接触，青春的觉醒让她爱上了青年贺拉斯。禁锢与束缚抵挡不住爱情的力量，阿涅丝马上变得聪明起来……

　　文森特·考林把这场东西方戏剧的对话放在了法国1960年代的电影棚，他介绍说，整个观众的视角就好像是一个电影镜头，两个角色之间进行私密谈话时，会有人拿着长杆话筒站在舞台上。舞台上的一切都有不确定感，布景也是流动的，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

　　最重要的是，剧中的所有人物不再是莫里哀笔下17世纪的古典造型，文森特说：“你如果想看到那些漂亮的假发套和华美的服饰，可能会失望。因为我希望让这台演出在时间空间上和传统的法国拉开距离，同时也和中国拉开距离。我挑选了那个时候的一些法国电影明星，把剧中的人物形象设计成与之相似。阿诺夫身上有雅克·塔蒂的影子，而阿涅丝和年轻时的凯瑟琳·德纳芙有几分相像……所有的安排都是为了大家更好地进入演出。充分调动大家的想象力。”

　　“国家就是应该为艺术家创造条件，摆脱经济上的束缚”

　　东方早报：这是你第一次排演莫里哀的作品吗？

　　考林：我曾经在越南排演了莫里哀的《假绅士》，但做了本土化的改编，名字叫《茹尔丹先生在越南》。此前我已经在好几个远离法国的国度排演了法国的戏剧作品，包括在世界最南端的城市—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排演了《寻找大南方的小北方》；在马达加斯加岛上演出了改编自维克多·雨果作品的《一千法郎》，以及根据阿里斯托芬的《和平》改编的戏剧；在纳米比亚，我们把让·考克多的剧作《埃菲尔铁塔的新人》搬上了荒漠。

　　对我来说，戏剧是游戏，也是旅行。我是通过戏剧接触了不同国家的文化。好的演出是一场旅行和冒险，能给观众带来惊喜。

　　东方早报：那你们怎么会选择这部《太太学堂》？

　　考林：这是剧院选定的剧目。我个人其实很少排经典的戏剧，我的作品很多从小说、新闻，甚至哲学文本而来。素材来源可以很多样，但最重要的是怎么将之变成一个演出。

　　对我来说，莫里哀当然很好，因为他是法国最有代表性的戏剧家。但如果是别的剧作家和作品也会很有意思。事实上，在法国演绎莫里哀的作品非常之多，除了法兰西喜剧院那样最传统的演法，还有各种各样全新的版本和方式。但是，这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大家都变成了莫里哀的囚徒，就像英国人都是莎士比亚的囚徒。因为我们必须用17世纪的诗歌体去演出，而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17世纪的语言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但在今天的中国演出莫里哀，我觉得会是一件特别现代的事情。

　　东方早报：第一次和中国的剧团合作有什么感受？

　　考林：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家的工作方法非常不一样。尤其是这里排戏的时间有点短。在法国，排一个戏一般都会有2个月的时间，但在这里只有1个月。

　　东方早报：听说你第一次在中国选演员没有找到特别满意的？

　　考林：中国的演员能力非常强，但有时候演员过于有能力。他们会特别着急，想马上把自己出演的人物塑造出来。但在法国，演员进组的时候并不会马上想怎么把人物塑造出来。而是会进行交流，研究角色之间有怎样的互动。我们更注重外在形式的创新，这对导演和演员来说都很重要。对我来说，一个剧组应该更像一个足球队，导演就像教练，是起推动作用，演员也需要和导演互动，去想怎么完成创新，这是一个集体创作。但中国的演员还是稍微有一些急躁，他们会更多躲在角落想，该怎么完成自己的人物塑造。

　　东方早报：那最后的演员是怎么确定的？

　　考林：演员最后不是我选的，是剧院定的。我会把我的工作方法带给剧组。我觉得戏剧是个“游戏”，乐趣很重要。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也是游戏，要享受乐趣。当我和话剧中心合作时，我也希望演员能体会到乐趣，才能把乐趣传递给观众。

　　戏剧最大的敌人是无聊，如果我没感受到快乐，场景表演就要换，我希望一出戏是让人从头到尾屏住呼吸，被抓得牢牢的感觉。

　　东方早报：为什么想到用电影棚的方式表现《太太学堂》？

　　考林：其实我每次排戏都会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别人每次看完戏都会拍拍我说，“我们看得出来这是你的戏。”这时候我就有些无奈，会反省下是不是在重复自己。但这也很正常，时间长了，每个人的思考方式难免会固定下来，形成一种所谓的风格。

　　戏剧它不是用来还原现实的，对我来说，戏剧就是一种创造，要找到这个世界不存在的东西。现在这个形式既不是古典的，也不是现代的，但还是保持了莫里哀故事和人物的完整性，这会是一种很快乐的体验。

　　东方早报：这几年法国的戏剧也经常会来上海，都很受欢迎，能不能谈谈法国戏剧和艺术家的状况？

　　考林：戏剧在法国特别发达，国家出了很多钱做戏剧这项事业，在法国有非常多的戏剧中心、戏剧学校和剧院，法国是文化大国，戏剧也是法国的一道特色菜。

　　东方早报：从你个人来说，能从国家获得怎样的资助？

　　考林：整个法国戏剧就是国家支持的。从我一踏入戏剧界开始就是国家支持的。不管你是在国有剧院，还是自己做剧院，都会有国家的支持。现在法国的经济不景气，政府一度要缩减对文化的资助，但我们所有的戏剧人都强烈抗议，所以至今这些资助都没有缩减。